第649章 拒签643(2/2)

作者:三秋空城

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第649章 拒签643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p>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p>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p>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p>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p>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p>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p>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p>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p>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p>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p>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p>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p>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p>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p>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p>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p>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p>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p>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p>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p>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p>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p>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p>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p>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p>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p>

学生们确实做到了。</p>

傅斯年问:“要是我们明天复课,你们不放人,怎么办?”</p>

吴炳湘大声说:“我可以用人格保障,要是不放人,我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p>

话到这份上了,学生代表们只好先复课,看看情况。</p>

好在吴炳湘履行承诺,放了学生。他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p>

但这些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再一次平静罢了。</p>

——</p>

几天后,北大重新召开了杜威的演讲。</p>

杜威有感而发:“我欣赏你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的态度。大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组织极大的团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想那些在美国的华人看到后,也会深表赞同。这是共和国国民应该有的举动,因为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p>

“世界上无论共和还是专制,建设各项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要想有共和国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共和的精神。”</p>

杜威不愧是搞教育的,最后又聊回到教育上,他接着说:</p>

“经过这样的爱国运动,我想你们会更加热衷于求学。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爱国心,就有了新动机,新动力,求学的意念就更强了。</p>

“我认为,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p>

“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p>

杜威讲完后,李谕补充道:</p>

“杜威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即便是爱国,也应该情绪与理智互相配合。</p>

“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必然需要专门知识,不可能单依感情做事。</p>

“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经营,肯定没有成功的希望。</p>

“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p>

“有人会说感情在理智之先,也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p>

“之前在上海我们聊起知行合一,如果感情坚定,再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就能达到目的。”</p>

反正李谕也对学生的运动表示了肯定。</p>

原因吗,当然是还没结束。</p>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p>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p>

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p>

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p>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p>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p>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p>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p>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p>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p>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p>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p>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p>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p>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p>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p>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p>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p>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p>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p>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p>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p>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p>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p>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p>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p>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p>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p>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p>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p>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p>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p>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p>

学生们确实做到了。</p>

傅斯年问:“要是我们明天复课,你们不放人,怎么办?”</p>

吴炳湘大声说:“我可以用人格保障,要是不放人,我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p>

话到这份上了,学生代表们只好先复课,看看情况。</p>

好在吴炳湘履行承诺,放了学生。他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p>

但这些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再一次平静罢了。</p>

——</p>

几天后,北大重新召开了杜威的演讲。</p>

杜威有感而发:“我欣赏你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的态度。大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组织极大的团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想那些在美国的华人看到后,也会深表赞同。这是共和国国民应该有的举动,因为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p>

“世界上无论共和还是专制,建设各项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要想有共和国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共和的精神。”</p>

杜威不愧是搞教育的,最后又聊回到教育上,他接着说:</p>

“经过这样的爱国运动,我想你们会更加热衷于求学。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爱国心,就有了新动机,新动力,求学的意念就更强了。</p>

“我认为,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p>

“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p>

杜威讲完后,李谕补充道:</p>

“杜威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即便是爱国,也应该情绪与理智互相配合。</p>

“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必然需要专门知识,不可能单依感情做事。</p>

“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经营,肯定没有成功的希望。</p>

“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p>

“有人会说感情在理智之先,也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p>

“之前在上海我们聊起知行合一,如果感情坚定,再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就能达到目的。”</p>

反正李谕也对学生的运动表示了肯定。</p>

原因吗,当然是还没结束。</p>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p>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p>

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p>

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p>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p>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p>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p>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p>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p>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p>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p>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p>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p>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p>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p>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p>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p>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p>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p>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p>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p>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p>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p>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p>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p>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p>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p>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p>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p>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p>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p>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p>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p>

学生们确实做到了。</p>

傅斯年问:“要是我们明天复课,你们不放人,怎么办?”</p>

吴炳湘大声说:“我可以用人格保障,要是不放人,我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p>

话到这份上了,学生代表们只好先复课,看看情况。</p>

好在吴炳湘履行承诺,放了学生。他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p>

但这些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再一次平静罢了。</p>

——</p>

几天后,北大重新召开了杜威的演讲。</p>

杜威有感而发:“我欣赏你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的态度。大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组织极大的团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想那些在美国的华人看到后,也会深表赞同。这是共和国国民应该有的举动,因为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p>

“世界上无论共和还是专制,建设各项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要想有共和国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共和的精神。”</p>

杜威不愧是搞教育的,最后又聊回到教育上,他接着说:</p>

“经过这样的爱国运动,我想你们会更加热衷于求学。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爱国心,就有了新动机,新动力,求学的意念就更强了。</p>

“我认为,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p>

“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p>

杜威讲完后,李谕补充道:</p>

“杜威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即便是爱国,也应该情绪与理智互相配合。</p>

“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必然需要专门知识,不可能单依感情做事。</p>

“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经营,肯定没有成功的希望。</p>

“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p>

“有人会说感情在理智之先,也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p>

“之前在上海我们聊起知行合一,如果感情坚定,再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就能达到目的。”</p>

反正李谕也对学生的运动表示了肯定。</p>

原因吗,当然是还没结束。</p>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p>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p>

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p>

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p>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p>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p>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p>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p>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p>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p>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p>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p>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p>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p>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p>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p>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p>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p>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p>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p>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p>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p>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p>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p>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p>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p>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p>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p>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p>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p>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p>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p>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p>

学生们确实做到了。</p>

傅斯年问:“要是我们明天复课,你们不放人,怎么办?”</p>

吴炳湘大声说:“我可以用人格保障,要是不放人,我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p>

话到这份上了,学生代表们只好先复课,看看情况。</p>

好在吴炳湘履行承诺,放了学生。他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p>

但这些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再一次平静罢了。</p>

——</p>

几天后,北大重新召开了杜威的演讲。</p>

杜威有感而发:“我欣赏你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的态度。大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组织极大的团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想那些在美国的华人看到后,也会深表赞同。这是共和国国民应该有的举动,因为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p>

“世界上无论共和还是专制,建设各项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要想有共和国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共和的精神。”</p>

杜威不愧是搞教育的,最后又聊回到教育上,他接着说:</p>

“经过这样的爱国运动,我想你们会更加热衷于求学。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爱国心,就有了新动机,新动力,求学的意念就更强了。</p>

“我认为,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p>

“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p>

杜威讲完后,李谕补充道:</p>

“杜威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即便是爱国,也应该情绪与理智互相配合。</p>

“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必然需要专门知识,不可能单依感情做事。</p>

“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经营,肯定没有成功的希望。</p>

“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p>

“有人会说感情在理智之先,也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p>

“之前在上海我们聊起知行合一,如果感情坚定,再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就能达到目的。”</p>

反正李谕也对学生的运动表示了肯定。</p>

原因吗,当然是还没结束。</p>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p>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p>

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p>

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p>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p>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p>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p>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p>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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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p>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p>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p>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p>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p>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p>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p>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p>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p>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p>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p>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p>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p>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p>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p>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p>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p>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p>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p>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p>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p>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p>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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