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第648章 爆发642
第648章 爆发</p>
轮船驶过太平洋，抵达上海，迎接的有胡适、蒋梦麟等人。</p>
和其他刚来上海的老外一样，逛了一圈后，杜威对李谕说：“上海很像纽约，这些西式建筑让我恍惚间以为没有离开美国。街道的布局以及如此众多的繁荣店面，除了面孔大多是亚洲人，与美国的海滨城市并没有太多不同。”</p>
李谕说：“所以才说大上海嘛，整个亚洲首屈一指。”</p>
胡适则说：“先生，我们在大同大学布置好了演讲台，两位请过去吧。”</p>
杜威问：“我不会中文，直接用英文演讲可以吗？”</p>
胡适说：“肯定不会有问题。”</p>
此时的季节还没有太过炎热，听众热情十分高。</p>
杜威其实并不擅长演讲，而且有些不修边幅，穿着很随意，好在讲的内容不错。</p>
会场打出了“科学权威代替传统权威”口号，这是新文化运动者很喜欢的一句。</p>
杜威站上台后，慢悠悠地说：</p>
“我明白大家义愤填膺，在此我只能再说一次，学生终归是以学习为目的，要是能够以更加智慧的爱国精神表达政治观点，采取政治行动，将更有效果，同时能保护自己。</p>
“但若是加上足够的智慧，那么火药可以变成枪弹，水汽可以转动机械。效果翻了数倍！</p>
“你我都是学界中人，就应当以智慧的方式，将社会上各个方面组成得像先进的机器一样，每个零件互相配合，发挥出极大效用。而一旦拆散开，就成了废铁。所以必须有正当的团体，互相帮助，才能达到最好的目的……”</p>
“万万不可感情用事，需要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那样才能志之所在，往而必达。否则就是五分钟热血，就算可以痛快一时，也会像火药爆发，转瞬即灭；又如水汽蒸发，立即消散。</p>
“对此我非常震惊，我曾特意询问一个路人，问他对日本人占领满洲的看法，他却神色自若地回答我，‘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p>
“而我要特别告诉诸位，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p>
“……”</p>
随后的演讲则是李谕，他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问题：</p>
“最近我去了趟巴黎，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事情，虽然最终结果没出来，但情况非常不容乐观。</p>
不过在大庭广众讲这种揭短的事，确实让一个外国人来说比较合适。</p>
“我在船上就知道，孙先生的提议为五族共和，在政治理念上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现在也的确做到了，怎么有人仍保持曾经清朝的观念？</p>
当晚，杜威住在李谕的豫园中，他对这种传统中国园林简直爱疯了，恨不得以后也在美国建一个。</p>
“从这些小事中，让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缘于心理习惯的冷漠。</p>
李谕和杜威讲的，肯定会发在报纸上，让众多学生看到，算是比较合时宜。</p>
“我明白，但在美国，只要拿出一个外形，很多人就如痴如醉。即便有意境，他们也体会不到，”杜威说，然后指着假山、鱼池说，“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p>
“不管什么权威，都不应该过分看重，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实际的认知和效度。</p>
迅哥对国人冷漠的认知肯定要更加深刻，但他是通过文学作品来阐述，形式不太一样。迅哥的方法属于韧劲强、后劲大、持续时间更长的。</p>
好嘛，不愧搞哲学的，杜威真的敢说。</p>
“而在面对山东问题时，他却又义愤填膺，丝毫不让。</p>
“我来到中国的时间并不久，但我发现传统中国文化下的普通人，似乎对国家问题十分冷漠。</p>
“我知道中国人一直拼命学习西方，要改变现状，对此我十分欣赏。</p>
“还有，我专门乘坐了上海的人力车，路上发现一个行人被撞倒，看样子受了骨折之类的伤，但其他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是路过的巡警将伤者送往了医院。</p>
李谕说：“中国园林讲究意境，就算贵国现在营造方面更胜一筹，却绝对玩不明白‘意境’二字，这是中国艺术中最灵魂的东西。”</p>
李谕笑道：“里面养了鲤鱼，如果杜威先生带回美国，恐怕会有点破坏生态平衡。”</p>
“不都是鱼嘛！”杜威并不在乎。毕竟这时候还没有太多物种入侵的概念，“而且能不能活着带到美国都不好说，实在不行我放进去几条密西西比河中的鱼。”</p>
“只要不太凶，又好养就可以。”李谕说。</p>
——</p>
次日，孙先生知道杜威来后，也登门造访。</p>
“本人现在潜心学问，这次来也只是为此。”孙先生说。</p>
杜威说：“即便谈政治，我一个哲学教授也谈不了多少，何况还是贵国的政治。”</p>
孙先生说：“我看了报道，知道杜威先生秉持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正好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想与您探讨一下。”</p>
杜威说：“先生请讲。”</p>
孙先生说：“关于您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提到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影响了众多中国的读书人。想做到知行合一绝非易事，所以后来产生了两种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p>
杜威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欧美之人，只知道知之为难，未闻行之为难。”</p>
即杜威认同“知难行易”。</p>
孙先生深以为意：“我有同样的感慨，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p>
孙先生人生相当波折，尤其是革命道路上。</p>
其实在普通人看来，确实是“知易行难”，因为你总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p>
而一旦到达某个层次，需要探寻未知的事物时，便是“知难行易”了。</p>
反正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经常被当成辩论题目。</p>
杜威问道：“李谕院士，你怎么看待？”</p>
李谕说：“中国的古训长久以来是‘知易行难’，因为学问大体固定，只是有些人不愿采取行动。虽然某种程度上说，知易行难没有错，但问题是国人缺少了‘知难行易’的观点，我认为二者都应该有。”</p>
杜威笑道：“李谕院士更有中国人的中庸特点，不喜偏激。”</p>
李谕耸耸肩：“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特色，与西方大不相同。”</p>
杜威说：“确实，贵国学习外国经验，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国学生，从他们身上就能体会到，中国的教育，模仿于日本，同时又借鉴了德国，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考察国民的现状，精心制定。胡乱模仿他国，太容易失败。</p>
“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现在各国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后，他们又早已暗中把旧制度改变了。这样就会永远落后。”</p>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p>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p>
杜威说：“是的，我知道这很难，我也仅仅是提出一点理念上的想法，至于具体怎么做，我就没法建议了。就像您说的，知难行易。”</p>
——</p>
在上海又会见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后，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二日，《晨报》发出梁启超的电报，山雨欲来风满楼。</p>
李谕对杜威说：“走吧，我们去北京看看，那里现在是风暴眼。”</p>
杜威同意说：“北京有几所我很感兴趣的大学，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发电让我去一趟北大。”</p>
“那可真是有看头了。”</p>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p>
在火车站，胡适奇怪道：“蔡校长怎么没来？”</p>
李谕说：“肯定是学校里出事了。”</p>
几人随即往学校赶。</p>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p>
当晚北大的三千学生就几乎被点燃，当即决定发动游行。</p>
而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在国耻日5月7日游行，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只好连夜拿出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多大洋置办了三千多面旗帜以及横幅。</p>
这些钱是上个月学生们募捐的，用来付发往巴黎的电报费，没想到省下来这么多。</p>
今天上午，他们已开始集合。</p>
李谕等人来到校门口，正好看见蔡元培与几名学生代表商量。</p>
几名学生代表大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p>
蔡元培个头不高，于是站在一个石墩上，对他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向来提倡学术自由，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他们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口实，北大受到的摧残就更大了！”</p>
一名姓张的学生领袖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p>
说完，他们继续前行。</p>
李谕几人来到蔡元培跟前，简单介绍了杜威后，蔡元培扶了扶眼镜说：“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安排的演讲恐怕讲不成了。”</p>
杜威却对游行这件事更感兴趣：“这是学生们真正意志的表现，既然他们不满和会，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如果他们的声音振聋发聩，上层却默不作声，才能昭示更多问题。”</p>
蔡元培叹道：“先生说的话我都明白，但您了解学生，不见得了解安福系。”</p>
杜威说：“我想去看看游行，可以吗？”</p>
李谕说：“走吧，我也想去。”</p>
胡适在学生中看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傅斯年，虽然知道他很有领导才能，不过生怕惹出事：“带着愤怒情绪的游行很容易愈演愈烈，我们跟上去！”</p>
此时的北大在二环里，距离东交民巷并不远。</p>
抵达前门后，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和京师警备厅的吴炳湘立刻上来与学生交涉。</p>
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对吴炳湘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会保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p>
吴炳湘在北京城这么多年，见了好几次学生运动，并没有强烈反对，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去吧，但务必小心，不要弄出国际交涉来，千万别忘了当年洋人怎么利用教案事件的。”</p>
警察老大都放行了，学生们于是继续高呼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合约”的口号，打着几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走去。</p>
不过在使馆区毫无疑问又被挡住。</p>
罗家伦等几个学生代表先进去，找了美国公使，美国人知道学生目标是日本使馆，甚至夸赞了几句。</p>
不过最终大部分学生还是不能进入使馆区。</p>
然后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去赵家楼示威”！</p>
于是学生们调转方向，高喊着“我们去除国贼”，向东交民巷附近的曹汝霖家行去。</p>
傅斯年有些蒙圈，还想说两句，但声音已经听不见。</p>
接下来吗，就是火烧赵家楼。</p>
赵家楼是曹汝霖的家，满洲王府式的大平房，源自明代大学士赵贞吉的故居，所以称为“赵家楼”。</p>
门口有很多警察，知道学生的诉求后，这些警察也不再阻止，任由他们弄开了曹汝霖家的大门。</p>
学生涌了进去，曹汝霖比较机灵，见势头不妙藏了起来，没被发现。</p>
而章宗祥比较胖，而且正好有人认出了他，拉过来就被一顿胖揍。</p>
曹家自然被打了个稀巴烂，有人突然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曹宅。</p>
傅斯年见事已至此，从怀中拿出一本记满学生代表名字的笔记本，丢进了火海中，然后离去。</p>
着火警察就必须管了，但大部分学生都散去，只抓住了几十个学生。</p>
胡适与杜威看得几乎呆住，李谕拍拍他们两人：“该办事了。”</p>
杜威笑道：“李谕院士更有中国人的中庸特点，不喜偏激。”</p>
李谕耸耸肩：“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特色，与西方大不相同。”</p>
杜威说：“确实，贵国学习外国经验，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国学生，从他们身上就能体会到，中国的教育，模仿于日本，同时又借鉴了德国，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考察国民的现状，精心制定。胡乱模仿他国，太容易失败。</p>
“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现在各国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后，他们又早已暗中把旧制度改变了。这样就会永远落后。”</p>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p>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p>
杜威说：“是的，我知道这很难，我也仅仅是提出一点理念上的想法，至于具体怎么做，我就没法建议了。就像您说的，知难行易。”</p>
——</p>
在上海又会见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后，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二日，《晨报》发出梁启超的电报，山雨欲来风满楼。</p>
李谕对杜威说：“走吧，我们去北京看看，那里现在是风暴眼。”</p>
杜威同意说：“北京有几所我很感兴趣的大学，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发电让我去一趟北大。”</p>
“那可真是有看头了。”</p>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p>
在火车站，胡适奇怪道：“蔡校长怎么没来？”</p>
李谕说：“肯定是学校里出事了。”</p>
几人随即往学校赶。</p>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p>
当晚北大的三千学生就几乎被点燃，当即决定发动游行。</p>
而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在国耻日5月7日游行，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只好连夜拿出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多大洋置办了三千多面旗帜以及横幅。</p>
这些钱是上个月学生们募捐的，用来付发往巴黎的电报费，没想到省下来这么多。</p>
今天上午，他们已开始集合。</p>
李谕等人来到校门口，正好看见蔡元培与几名学生代表商量。</p>
几名学生代表大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p>
蔡元培个头不高，于是站在一个石墩上，对他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向来提倡学术自由，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他们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口实，北大受到的摧残就更大了！”</p>
一名姓张的学生领袖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p>
说完，他们继续前行。</p>
李谕几人来到蔡元培跟前，简单介绍了杜威后，蔡元培扶了扶眼镜说：“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安排的演讲恐怕讲不成了。”</p>
杜威却对游行这件事更感兴趣：“这是学生们真正意志的表现，既然他们不满和会，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如果他们的声音振聋发聩，上层却默不作声，才能昭示更多问题。”</p>
蔡元培叹道：“先生说的话我都明白，但您了解学生，不见得了解安福系。”</p>
杜威说：“我想去看看游行，可以吗？”</p>
李谕说：“走吧，我也想去。”</p>
胡适在学生中看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傅斯年，虽然知道他很有领导才能，不过生怕惹出事：“带着愤怒情绪的游行很容易愈演愈烈，我们跟上去！”</p>
此时的北大在二环里，距离东交民巷并不远。</p>
抵达前门后，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和京师警备厅的吴炳湘立刻上来与学生交涉。</p>
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对吴炳湘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会保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p>
吴炳湘在北京城这么多年，见了好几次学生运动，并没有强烈反对，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去吧，但务必小心，不要弄出国际交涉来，千万别忘了当年洋人怎么利用教案事件的。”</p>
警察老大都放行了，学生们于是继续高呼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合约”的口号，打着几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走去。</p>
不过在使馆区毫无疑问又被挡住。</p>
罗家伦等几个学生代表先进去，找了美国公使，美国人知道学生目标是日本使馆，甚至夸赞了几句。</p>
不过最终大部分学生还是不能进入使馆区。</p>
然后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去赵家楼示威”！</p>
于是学生们调转方向，高喊着“我们去除国贼”，向东交民巷附近的曹汝霖家行去。</p>
傅斯年有些蒙圈，还想说两句，但声音已经听不见。</p>
接下来吗，就是火烧赵家楼。</p>
赵家楼是曹汝霖的家，满洲王府式的大平房，源自明代大学士赵贞吉的故居，所以称为“赵家楼”。</p>
门口有很多警察，知道学生的诉求后，这些警察也不再阻止，任由他们弄开了曹汝霖家的大门。</p>
学生涌了进去，曹汝霖比较机灵，见势头不妙藏了起来，没被发现。</p>
而章宗祥比较胖，而且正好有人认出了他，拉过来就被一顿胖揍。</p>
曹家自然被打了个稀巴烂，有人突然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曹宅。</p>
傅斯年见事已至此，从怀中拿出一本记满学生代表名字的笔记本，丢进了火海中，然后离去。</p>
着火警察就必须管了，但大部分学生都散去，只抓住了几十个学生。</p>
胡适与杜威看得几乎呆住，李谕拍拍他们两人：“该办事了。”</p>
杜威笑道：“李谕院士更有中国人的中庸特点，不喜偏激。”</p>
李谕耸耸肩：“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特色，与西方大不相同。”</p>
杜威说：“确实，贵国学习外国经验，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国学生，从他们身上就能体会到，中国的教育，模仿于日本，同时又借鉴了德国，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考察国民的现状，精心制定。胡乱模仿他国，太容易失败。</p>
“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现在各国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后，他们又早已暗中把旧制度改变了。这样就会永远落后。”</p>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p>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p>
杜威说：“是的，我知道这很难，我也仅仅是提出一点理念上的想法，至于具体怎么做，我就没法建议了。就像您说的，知难行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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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又会见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后，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二日，《晨报》发出梁启超的电报，山雨欲来风满楼。</p>
李谕对杜威说：“走吧，我们去北京看看，那里现在是风暴眼。”</p>
杜威同意说：“北京有几所我很感兴趣的大学，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发电让我去一趟北大。”</p>
“那可真是有看头了。”</p>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p>
在火车站，胡适奇怪道：“蔡校长怎么没来？”</p>
李谕说：“肯定是学校里出事了。”</p>
几人随即往学校赶。</p>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p>
当晚北大的三千学生就几乎被点燃，当即决定发动游行。</p>
而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在国耻日5月7日游行，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只好连夜拿出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多大洋置办了三千多面旗帜以及横幅。</p>
这些钱是上个月学生们募捐的，用来付发往巴黎的电报费，没想到省下来这么多。</p>
今天上午，他们已开始集合。</p>
李谕等人来到校门口，正好看见蔡元培与几名学生代表商量。</p>
几名学生代表大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p>
蔡元培个头不高，于是站在一个石墩上，对他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向来提倡学术自由，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他们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口实，北大受到的摧残就更大了！”</p>
一名姓张的学生领袖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p>
说完，他们继续前行。</p>
李谕几人来到蔡元培跟前，简单介绍了杜威后，蔡元培扶了扶眼镜说：“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安排的演讲恐怕讲不成了。”</p>
杜威却对游行这件事更感兴趣：“这是学生们真正意志的表现，既然他们不满和会，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如果他们的声音振聋发聩，上层却默不作声，才能昭示更多问题。”</p>
蔡元培叹道：“先生说的话我都明白，但您了解学生，不见得了解安福系。”</p>
杜威说：“我想去看看游行，可以吗？”</p>
李谕说：“走吧，我也想去。”</p>
胡适在学生中看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傅斯年，虽然知道他很有领导才能，不过生怕惹出事：“带着愤怒情绪的游行很容易愈演愈烈，我们跟上去！”</p>
此时的北大在二环里，距离东交民巷并不远。</p>
抵达前门后，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和京师警备厅的吴炳湘立刻上来与学生交涉。</p>
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对吴炳湘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会保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p>
吴炳湘在北京城这么多年，见了好几次学生运动，并没有强烈反对，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去吧，但务必小心，不要弄出国际交涉来，千万别忘了当年洋人怎么利用教案事件的。”</p>
警察老大都放行了，学生们于是继续高呼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合约”的口号，打着几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走去。</p>
不过在使馆区毫无疑问又被挡住。</p>
罗家伦等几个学生代表先进去，找了美国公使，美国人知道学生目标是日本使馆，甚至夸赞了几句。</p>
不过最终大部分学生还是不能进入使馆区。</p>
然后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去赵家楼示威”！</p>
于是学生们调转方向，高喊着“我们去除国贼”，向东交民巷附近的曹汝霖家行去。</p>
傅斯年有些蒙圈，还想说两句，但声音已经听不见。</p>
接下来吗，就是火烧赵家楼。</p>
赵家楼是曹汝霖的家，满洲王府式的大平房，源自明代大学士赵贞吉的故居，所以称为“赵家楼”。</p>
门口有很多警察，知道学生的诉求后，这些警察也不再阻止，任由他们弄开了曹汝霖家的大门。</p>
学生涌了进去，曹汝霖比较机灵，见势头不妙藏了起来，没被发现。</p>
而章宗祥比较胖，而且正好有人认出了他，拉过来就被一顿胖揍。</p>
曹家自然被打了个稀巴烂，有人突然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曹宅。</p>
傅斯年见事已至此，从怀中拿出一本记满学生代表名字的笔记本，丢进了火海中，然后离去。</p>
着火警察就必须管了，但大部分学生都散去，只抓住了几十个学生。</p>
胡适与杜威看得几乎呆住，李谕拍拍他们两人：“该办事了。”</p>
杜威笑道：“李谕院士更有中国人的中庸特点，不喜偏激。”</p>
李谕耸耸肩：“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特色，与西方大不相同。”</p>
杜威说：“确实，贵国学习外国经验，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国学生，从他们身上就能体会到，中国的教育，模仿于日本，同时又借鉴了德国，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考察国民的现状，精心制定。胡乱模仿他国，太容易失败。</p>
“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现在各国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后，他们又早已暗中把旧制度改变了。这样就会永远落后。”</p>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p>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p>
杜威说：“是的，我知道这很难，我也仅仅是提出一点理念上的想法，至于具体怎么做，我就没法建议了。就像您说的，知难行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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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又会见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后，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二日，《晨报》发出梁启超的电报，山雨欲来风满楼。</p>
李谕对杜威说：“走吧，我们去北京看看，那里现在是风暴眼。”</p>
杜威同意说：“北京有几所我很感兴趣的大学，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发电让我去一趟北大。”</p>
“那可真是有看头了。”</p>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p>
在火车站，胡适奇怪道：“蔡校长怎么没来？”</p>
李谕说：“肯定是学校里出事了。”</p>
几人随即往学校赶。</p>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p>
当晚北大的三千学生就几乎被点燃，当即决定发动游行。</p>
而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在国耻日5月7日游行，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只好连夜拿出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多大洋置办了三千多面旗帜以及横幅。</p>
这些钱是上个月学生们募捐的，用来付发往巴黎的电报费，没想到省下来这么多。</p>
今天上午，他们已开始集合。</p>
李谕等人来到校门口，正好看见蔡元培与几名学生代表商量。</p>
几名学生代表大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p>
蔡元培个头不高，于是站在一个石墩上，对他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向来提倡学术自由，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他们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口实，北大受到的摧残就更大了！”</p>
一名姓张的学生领袖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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